张文木: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一)

张文木: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一)

作者按: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获取利润的道路”[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5页。]。同样的道理,一个生气勃勃的美国被这般送入末途,也不是资本家“心肠特别毒辣”,它是美国人建立的这类绝对资本主义(或称“原教旨资本主义”)制度使然。美国人太热爱自由了以至将自由绝对化,结果由“自由”造成的制度反成了打倒美国自由的力量:为自由而挣脱欧洲,为了捍卫和巩固革命得来的自由成果又将自由绝对化,结果绝对自由及建立其上的片面信仰又将自由所葬送。这样的结局确实是需要今天的美国人乃至新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反思。

全文七万多字,《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第4、5、6三期连载发表。笔者有意试续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写的是20世纪初处于“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笔者试着接续的是21世纪初处于“没落阶段”的资本主义。

五从进步到反动: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形成理论描述

六从被压迫民族到压迫民族: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最终完成现实描述

(二)从“G-W-G”到“G-G”: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出现及其反自然、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

这次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将美国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在化解这次世界范围内的新冠疫情大流行灾难方面,美国的应急体制与中国的比较,真是相形见绌。人们不由得提出“世界将向何处去?”的问题。目前的世界已从列宁说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进入没落阶段,其表现是金融资本迅速向高利贷资本返祖,军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迅速结合并向法西斯方向逆行。基辛格说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http:n1/2020/0405/c.html。]。列宁曾将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到1898~1914年间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最终形成了。”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4页。],本文认为21世纪初的美国代表着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之后的没落阶段。人类曾有过封建社会的没落阶段,现在我们正经历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本文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美国”的概念主要不是指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而是指在国际垄断资本治下的“美帝国”。[中美之间的矛盾的本质是中国与美帝国的矛盾。美国人民面临的真正敌人不是白宫,而是“美帝国”。始终是这样区分的。1961年8月18、19日,在杭州会见巴西友人。谈到美国时时说:“我说的美国人,指的是美国政府,垄断资本,不是讲美国人民,美国垄断资本不仅对中国人民不友好,对世界各国人民也是不友好的。它不仅压迫社会主义国家,也压迫民族主义国家或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在谈到中国和巴西的关系时,说:“现在障碍只有美帝国主义。”在谈到巴西发展时,说:“为什么北美能有一个美国,南美就不能有一个美国,我讲的不是帝国主义,是讲经济、文化上强大的巴西。”1965年11月25日,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现在美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的政府的侵略政策,我们表示高兴,表示欢迎。”1966年8月21日,在会见赞比亚友人时说:“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对头。我们对美国的了解也是逐步的,就像你们了解英国一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543、615页。]

2020年世界发生了波及全球并导致上百万人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较大规模的疫情传播和有效的抗疫斗争是从中国武汉开始的。有一些人说是天灾,也有一些人认为是人祸。笔者认为次疫情发生的人为痕迹很明显。这次爆发在中国武汉的疫情具有战略性的时间和战略性的地点合二为一地高度重合的特点,这是只有人为安排才能做到事情。

武汉居中国长江之中腰。西方海权理论先驱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ThayerMahan1840~1914年)对中国长江的地缘政治价值十分重视,他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278页。]

笔者注意到,2020年初爆发在中国武汉的新冠疫肺炎情具有战略性的时间和战略性的地点高度吻合的特征。战略性的时间是中国春节,战略性的地点是号称中国“九省通衢”的武汉(以及随后的北京)。将这两个特点合在一起除了人为因素,被自然因素偶撞的概率几乎为零。其战略指向非常明显,这就是用生物战瓦解中国,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无独有偶,2019年9月9日,华尔街大佬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文章很短,但话很重。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在全文结尾时说:“我相信:北京正在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任其扩展,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可能敲响开放社会的丧钟。专断者们将渴望购买中国企业的专有技术,使得它们在政治和金融上依赖中国,并使得北京政治控制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扩展。”为此,他说: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出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兴趣”。[《华尔街邮报》2019年9月9月。]

公历的8、9月间是犹太历的6月,是犹太教以禄(Elul)月,出自《圣经旧约》“以禄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一句,这个月被犹太人视为收获的季节。《圣经旧约》咛嘱“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以禄月也意味着万物已近结局。[参见谢金良、卢关泉主编:《圣经典故辞典》,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接下来就是提斯利月,是犹太人新的一年开始。索罗斯选择9月9日发表这篇文章,显然有“万物已近结局”的暗示。

2019年12月30日,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武汉卫健委)向辖区医疗机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12月3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凌晨作出安排部署,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赶赴武汉市,指导做好疫情处置工作,开展现场调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宣布发现27例病例。随后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大规模暴发并向全国辐射传播。

就在索罗斯发表那篇文章的前两个月,位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的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于2019年7月关闭,随后世界就陷入灾难。

2019年8月,一场大规模的“流感”造成(美国)10000多人死亡;10月,美国在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参与下组织了“事件201(Event201)”全球流行病演习[据2020年3月20日《》记者大卫桑格(DavidE.Sanger)发表独家报道,称2019年美国官方与学界分别组织了两场关于大规模流行病的推演,一场是由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HHS)在2019年1~8月间进行的“赤色传染病2019”推演,一场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联合世界经济论坛及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于2019年10月18日在纽约市共同主办的针对大规模流行病的“Event201”桌面推演。两次推演都以由外国输入病例在美国本土造成大规模传播为模拟情景。推演中想定的一个场景:一名从中国返回的游客从芝加哥开始在全美境内传播呼吸道病毒;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该病毒感染了1.1亿美国人,其中超过50万人因病死亡。该报告及结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重视和应用”。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曹以雅:《美国“赤色传染病2019”大规模流行病推演纪事》,http://。];10月18日至27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中国武汉举行。就在快要参加比赛的时候,来自美国的五个参赛选手病了,“患的都是疟疾”。但其症状与疟疾不同而和新冠状肺炎很相似:发热,咳嗽,呼吸不顺畅。当时美国参加比赛的团队,就住在武汉海鲜市场附近的宾馆里。11月,中国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截止2021年3月21日,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24,932,148例,死亡2,716,580例。美国的新冠死亡病例数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超过了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人数。数据显示,截止同日,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上升迅速,累计死亡人数达到554,871人。[实时更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https:act/newpneumonia/newpneumonia/?from=osari_aladin_banner#tab4。]以至有人惊呼:“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超二战。”[《参考消息》2020年12月12日。]

2020年7月6日,即在疫情全球扩散的高峰期,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2021年7月6日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明年7月退出世卫组织》,http://。]

这次疫情扩散以及造成死亡的人数,让许多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这意味着人们不自觉地意识到它已接近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当地时间2020年4月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超现实气氛,让我想起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出部战役期间,我作为第84步兵师一名年轻人的感受。”基辛格说:“现在就像1944年一样,有一种早期的危险感,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随机的袭击和破坏。”[《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http:n1/2020/0405/c.html。]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基辛格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基辛格的含蓄表达自然让人们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与第三次世界大战联想起来。2020年一年中全球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也接近于前两次世界大战中头一年死亡的人数。如果将来世界人民找出那些制造并传播新冠病毒的首魁的话,那它无疑就是一场以生物战形式表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的打击目标是社会主义苏联,这次是社会主义中国。前两次世界大战都持久地改变了世界秩序,基辛格说,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http:n1/2020/0405/c.html。]。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西方国家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表现得很不好,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再次有了“两个阵营”的鲜明对比,“秩序改变”了。

社会主义国家这边是举全国之力,以救护人民生命为核心价值,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万众一心,凝聚资源,调动各方面力量,时至2020年底,基本就控制住了疫情在全国的蔓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那边,在日益激增的死亡人数面前,政府束手无策,在新冠疫苗远没有指望的情况下,英国竟提出基于“优胜劣汰”生物学原则的“群体免疫”[群体免疫即一个群体中大部分人有了某种病毒的抗体后,就产生了群体免疫效应,使得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个体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群体免疫理论表明,当群体中有大量个体对某一传染病免疫或易感个体很少时,那些在个体之间传播的传染病的感染链便会被中断。拥有抵抗力的个体的比例越高,易感个体与受感染个体间接触的可能性便越小。]的防疫政策。2020年3月13日,针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在英国的蔓延,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PatrickVallance)表示,他认为如果60%以上的人感染新冠病毒,就能够建立群体免疫力;相反,如果采取非常严厉的防控措施,当解除这些措施时,疫情就会反弹。因此,政府当时能做的、最合理、最恰当的措施,就是通过轻症患者自我隔离,保持接触距离等,与此同时,也需要有人被感染并产生抗体。[《医学与哲学》2020年第11期,第3页。]

2020年3月14日,229名来自英国各大学的科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认为政府现行防控策略将对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造成额外压力,并致“远超必要数量的生命面临危险境地”。公开信的联署者同时对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官帕特里克瓦兰斯“让感染扩散以造成群体免疫”的言论提出批评。[《10万人请愿,229名科学家联名批评,英国“群体免疫”是不是豪赌?》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6564&wfr=spider&for=pc。]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威廉范斯海克(WilliamVanSchaik)教授与利物浦大学的马修贝利斯(MatthewBailes)教授分别指出,在没有可用疫苗的情况下实现群体免疫的过程让人“非常担忧”若以新冠肺炎病亡率的1%这一较低水平数值估算,即便是英国只有50%~60%(约3600万)被感染也会导致几十万人口的死亡。英国伦敦女王玛丽大学的病毒学家约翰奥克斯福德(JohnOxford)教授坦言,作为一名病毒学家,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安,我不喜欢这个做法,我认为它带有一些优生学的念头在里面。[《“群体免疫”策略:科学还是赌博》,《世界科学》2020年第5期。]

在中世纪,“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也转为资本的“婢女”。在重大灾难面前推行优胜劣汰的生物法则,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私有制下的资本赢利的需要。帕特里克瓦兰斯的“群体免疫”对策提出后,英国首相鲍里斯随即宣布,从第一阶段的“遏制”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拖延”,其核心策略是:不严防死守,容忍疫情缓慢进展,期待大部分人在隐匿性感染后无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从而在人群中获得普遍免疫。[《医学与哲学》2020年第11期,第3页。]在这种消极“群体免疫”理论的纵容下,西方多个国家都宣布不收治轻症患者或者无症状患者,让他们自行隔离。结果在东方中国抗击新冠取得节节胜利之际,西方世界却经历着21世纪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天灾不能阻挡,人祸却在西方愈演愈烈。

2021年1月14日,根据2020年7月商定的工作任务书(TOR),世卫组织派出国际专家组抵达武汉,与中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并分为流行病学、分子溯源、动物与环境三个小组,共同开展全球溯源中国部分工作。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表示:无证据表明2019年12月前病毒就在武汉传播。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专家组成员彼得本安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导致病毒传播的假说极不可能。对于这个共识,中国疾控中心近期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表示:“美国必须是新冠溯源工作重点中的重点。”[曾光:《为什么我说“美国必须是新冠溯源工作重点中的重点”》https://。]

位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的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于2019年7月关门,在时间上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前后紧密相连,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联想和广泛质疑:2020年5月8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以下简称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发问:“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美方可不可以开放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以及美国国内和分布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地的生物实验室接受国际独立调查?可不可以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组赴美调查新冠肺炎疫情起源及美方应对情况?”6月11日,华春莹再问:“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关闭与电子烟疾病、大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7月6日例行记者会,赵立坚说:“美国政府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美方何时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组赴美国调查疫情的起源?”7月22日例行记者会,汪文斌说:“说到真相,我们倒是希望美方能够就德特里克堡基地等问题说明真相,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一个交代。”10月16日例行记者会,赵立坚说:“既然蓬佩奥如此关心病毒溯源问题,针对国际社会一直存在关切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电子烟疾病等问题,美方是不是可以尽早给个说法,给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2021年1月4日例行记者会,华春莹追问:“美方高官既然对溯源问题如此重视,考虑到美国媒体之前报道出来的有关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和美国前年秋季大流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的关系,美方为什么迄今不邀请世卫组织派专家去美国开展实地调查?美国在海外设立200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做什么?美方为什么不允许国际记者去进行实地参观和采访?”1月18日例行记者会,华春莹呼吁:“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并就美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公开更多事实,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用实际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以上信息来源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s://。]4月27日,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当日表示,新冠病毒可能从一家美国生物实验室泄漏,俄罗斯政府应该提出病毒泄漏的责任问题。他补充说,俄罗斯科学家能够查明病毒来源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俄国家杜马主席:新冠可能由美国实验室泄漏,美方应赔偿全世界损失》凤凰网,。]

2021年6月15日美国《临床传染病》(ClinicalInfectiousDiseases)杂志网站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就已在美国出现,这比美国此前报告的首例病例时间(2020年1月中旬)早了数周。研究样本发现,来自五个州的9个新冠抗体阳性样本的感染时间都早于所在州报告首例新冠病例的时间。而且这9个新冠抗体阳性样本居住城市都不邻近于美国首波疫情暴发中心纽约和西雅图。该报告主要作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克里阿尔托夫博士(KeriN.Alttof,PhD)表示,在对超2.4万份血液样本分析后发现,其中1个血液样本在2019年12月24日就已感染了新冠。据悉,这些血液样本于2020年初在美国全国范围内采集而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参与了该项研究。其官网也于2021年6月15日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中国日报(ID:chinadailywx)综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官网、、报道:《美研究显示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已在美国出现》,。]

追问美国是必要的,研究美国更是必须的,只有了解美国的昨天和今天,有些蹊跷现象连同基辛格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话,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上面在讨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人为的因素时,笔者没有提到白宫,而是专提索罗斯。这是因为今天能够决定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美国建国之初,其外交就已经是半是主义,半是生意;可到今天,美国外交已没有主义,只有生意。白宫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前提是偿还债权人即华尔街财团的借款,因而华尔街财团而非美国白宫的表态往往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动的风标。[张文木:《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载《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3期。]

在建国之初美国政府就在“不自由,毋宁死”的原则下主动削弱政府对社会的监管权力[“小政府原则是杰斐逊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政府(又称有限的政府)意味着取消常备军与大大缩小官僚机构因为他认为一个拥有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常备军的机构臃肿的政府,就是一个压迫人民的政府。因此,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为了减轻人民的税务负担,就必须取消常备军和精简官僚机构,以便实现一个小政府。这是杰斐逊终身追求的一个政治目标。”刘祚昌著:《杰斐逊全传》上,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788页。],其中包括削弱国家对企业遑论银行的控制和监管权力,因此美国国家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国家财政,[随着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的影响力和权力越来越大,同时,美国国会也一直支持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1951年,美联储与财政部签署一项协议,美联储的决策不受财政部的影响。至此,美联储成为世界上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之一。参阅王华庆著:《央行人民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石作用》,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这使得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就需要资本财团的资金支持,而外交政策实施能力的大小要以从华尔街债权人那里可以借出钱的多少为前提。因此,在每次重大政策的实施前,美国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借钱。这使得美国政府从独立之日起就失去了独立的财政能力,它的财政得靠资本财团支持,以至于后来美国日益异化为由一小撮债权财团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参阅王华庆著:《央行人民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石作用》,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年版,第7~10页。]如图1所示: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美利坚民族通过独立战争摆脱了英国殖民地地位的同时,美利坚民族又在借贷中落入了华尔街金融财团[华尔街金融财团是集中在华尔街以提供融资货币的资本家垄断集团,它根据预期效益为美国实体经济提供融资,其中获得最大最有力支持的是赢利最大的中军工资本集团。]的控制:政府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使得美国政府在华尔街的债务陷阱中越陷越深且不能自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的借贷规模已大大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在嬴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成了世界的主人后,却彻底成了华尔街的债奴。借来的钱是要还的,大规模的借贷迫使美国白宫外交政策为还钱而不是为民族利益而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取得了胜利,但战争中从华尔街借来的债务却不能因胜利而一笔勾销。为此必须找个理由再发动美国人民根本不需要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他在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荣。[[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页。]

艾森豪威尔说这是他“在白宫岁月告终之际所能留给我国人民的一个最有挑战性的咨文”[[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80页。],文中尖锐地指出了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集中于华尔街[华尔街(WallStreet)原为1792年荷兰殖民者为抵御英军侵犯而建筑的一堵土墙,从东河一直筑到哈德逊河,沿墙形成一条街而得名。后拆除了围墙,但“华尔街”的名字却保留下来并成为美国和世界的金融、证券交易中心,通常把华尔街作为垄断资本的代名词。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金融资本在国际上的统治地位,华尔街越来越多地失去民族性,因而它已异化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名词。本文正是从后一种意义使用这一词语的。]的军工财团即使在和平时期需要的并不是面包而是战争,艾森豪威尔回忆道:“许多集团发现防务经费的不断增加对他们自己甚有好处。向来关心百分之百的安全的各军种,也很少对拨给它们的款项感到满意,即便那是个慷慨的预算。昂贵的军火的制造商们肯定喜欢他们所获得的利润,而开支越大,利润就越高。在潜在利润的刺激下,有势力的国会院外集团跳出来力争愈来愈庞大的军火开支。于是这种特殊利益的蛛网越织越大。”[[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80页。]

但是,能拉动军火工业的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由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华尔街“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操纵舆论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从而在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销售利润只是他们的保底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哺白宫财政。

1940年至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的债务总额从500亿美元快速上升至2600亿美元,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50%上升至历史上最高的121%。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美国逐年提高其债务上限额度,从最初的490亿美元,上升至1945年的3000亿美元。此后,在美国债务上限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低于1000亿美元的时期了。[戴金平,张素芹,邓郁凡著:《主权债务危机:国家信用神话的破产》,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186页。]

今天在美国“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8页。]满世界耀武扬威的美国政府在国内已成了华尔街的债奴,其外交活动基本就是为了清偿债务。由图一可知,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天量借贷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基本偿还。我们看到,正是为了还债,这期间美国外交不得不选择有悖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直到越南战争结束时美国政府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借来的债务基本还清,这是美国尼克松新政得以推出的前提。

但尼克松要推动新外交还得靠借贷维持,昨天的债权人是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但美利坚民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实在打不动了,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及时将其债权人从华尔街军工集团转为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直至特朗普之前,美国政府从对军工资本集团的依赖转为对金融资本集团的依赖,美元的支撑点从军工转向石油。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的着眼点主要是华尔街金融集团的利润表现而不再是军工集团的利润表现。里根时期美国对金融集团的依赖大幅深化。美国财政赤字高居不下,里根政府策划并推动了苏联解体,使美国从中获得超额“浮财”,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1992年后,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下降。在1998年至2001年间,美国财政已有盈余。如图2所示

为了保证美元在世界原油价格的独控地位,2001年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2003年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的反抗中陷入困境,由此美国政府失去了对中东石油的专享权力。2008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部分撤军,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债也大幅飙升,财政赤字更是断崖式直线上升。此间,美国政府对华尔街从以前的相对依赖变为绝对依赖:财政赤字的不断积累,导致了美国政府债务不断攀升。截至2012年底,美国政府的净债务累计达到13.11万亿美元,政府净债务对GDP的比率达到83.77%;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总债务累计达到16.78万亿美元,政府总债务对GDP的比率达到107.18%。[羌建新著:《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变革与中国》,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如图3所示:

由图三可见,截止2016年,美国政府总债务与GDP的比重已接近美国历史的最高点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水平(参考图一)。问题是1945年美国政府大举借贷是为了打赢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2016年的高债务率是为了非正义的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同一形式下却是完全对立的内容。

至此,美国在短短三百多年里从欧洲的造反者、北美的创业者最终竟异化为华尔街的债奴,美国政府从一个独立自主的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机构异化为华尔街债权人服务的买办集团,并于20世纪下半叶从军工帝国主义[笔者提出“美国军工帝国主义”的概念基于已有的相关专题的研究。毕业于西点军校,参加过越战的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在《美国新军国主义》一书中明确提出:“我们时代的美国人已经陷入军国主义的困境了。”另外,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的《帝国的悲哀:军国主义、秘密状态和共和国的终结》、诺姆乔姆斯基的《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统治地位的探求》、卡尔博格斯主编的《战争主宰者:美帝国时代军国主义及其后座力》等,都是研究美国军国主义的力作。参见[美]安德鲁巴切维奇著,葛腾飞译:《美国新军国主义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转变为以金融产品赢利的帝国主义,列宁称这样国家为“高利贷帝国主义”[“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能叫做高利贷帝国主义。”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5页。],不同的只是,当时列宁说的是法国,现在轮到美国来扮演这个角色了,而美利坚民族这一时期也就整体性地回归到当年犹太人“夏洛克”的老本行转为高利贷民族。历史的发展印证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结论:自1980年即里根之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精神在美国合二为一了。[“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基督徒起初是理论化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是实际的基督徒,而实际的基督徒又成了犹太人。”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页。]

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序言》,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11页。]黑格尔这里说的“理性”是反映事物本质的规律,是上升的因素。当事物发展进入它的否定阶段后,它就是反“理性”的和不“现实”的了。[“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幻想、错误、罪恶以及一切坏东西、一切腐败幻灭的存在,尽管人们都随便把它们叫做现实。但是,甚至在平常的感觉里,也会觉得一个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因为所谓偶然的存在,只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可能的存在,亦即可有可无的东西。但是当我提到现实时,我希望读者能够注意我用这个名词的意义”[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4页。]今天的美国已与理性相悖,进入反理性存在,其自身的否定因素已大于肯定因素,用黑格尔的话说,它已“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4页。]。即使如此,我们研究美国也不能有片面性,美国今天的腐朽性是从昨天的进步性来的,找不到美国否定因素的规定性即进步因素就说不准今天美国腐朽和没落的本质。黑格尔还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恶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为恶而恶,即希求纯否定物本身,而总是希求某种肯定的东西,从这种观点说,就是某种善的东西。”[[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151页。]黑格尔这句话的深刻性在于我们不能够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当前美国的事物,这也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时采取的态度。马克思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2页。]今天我们对美国的研究也不能用有色眼镜,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揭示出美国曾经历过的一个“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1页。]。

事实上,早期美利坚民族全体是向善的,与其他民族比如早期美国人决心摆脱的不列颠民族不同的只是,美国人选择的这种“善”即不受约束的和放任的自由原则所产生的必然性使自己比较快地从自由走向被奴役,从进步走向反动。

在此,笔者还是要再提索罗斯,这是因为,索罗斯身上有两个附在今天美帝国身上的重要符号,这就是高利贷和犹太人。有人说“不了解清教徒的思想,就无法了解美国”[转引自王帅等编著:《驴象之争20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沿着这个深刻的见解,同样也会发现:不了解犹太教,就既不能了解清教,也不能了解美国。

马克思说:“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页。]世界各民族早期都有过高利贷活动,但操持高利贷营生时期较长的,大概就是犹太民族,以至在中世纪欧洲,犹太人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被“奸商”化了。在莎士比亚笔下的高利贷商犹太人“夏洛克”就成了奸商和贪婪的同义词,以至马克思都说:“犹太人的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财迷的民族。”[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9页。]

其实,今天浪迹于欧洲和北美的犹太民族原本是一个反高利贷的民族。他们最初生活在中东的西奈半岛:“住在死海以西的山区南部的称为犹太人部落,住在巴勒斯坦土壤丰美之地的称为以色列部落。”[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44页。]公元前11世纪,扫罗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犹太国家。这个国家位于欧亚非的交通枢纽上,是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在这条商道上产生了较早的以专营货币为生的商业民族。那时中东一带放高利贷的还不主要是犹太人,相反,犹太人还是高利贷活动的受害者。公元前925年,以色列-犹太王国分裂。“此后南方由大卫的后裔继续统治,称犹太;北方另立王朝,称以色列。”[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45页。]史称“以色列人的经济比较发达,高利贷活动随之增长,被剥夺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人也迅速增多。即使在经济比较落后的犹太,到公元前8世纪,穷人也已遭受债务盘剥。”[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46页。]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更是承认高利贷为正当业务。颁布于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认为,高利贷是巴比伦人日常商业活动中的一种行为。法典第八十九条规定贷谷的利息高达本金的三分之一,贷银则达五分之一。法典第九十六条更规定债务人如无谷物和银子还债,应以其他不动产作抵。[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5页。]

显然,古犹太人并不是天生高利贷者,相反,他们是在前基督教时期一直秉持反对高利贷的信念。在古代欧洲民族的教义中,犹太教和基督教认为高利贷是有罪的,在前基督教时代,犹太人是较早禁止高利贷的民族。高利贷(usury[usury的基本含义是“高于给予的索取”,而拉丁文的“uuna”是指对任何东西的使用。])来自拉丁词汇“usura”,意为对贷款索取利息――任何利息。[王乐兵:《担保法专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版,第24页。]根据《旧约》的记载,上帝通过摩西将禁止借贷的律法给了以色列人,禁令最早出现在摩西的第二部书《出埃及记》中,“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旧约出埃及记二十二章》,转引自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71页。]。值得注意的是,摩西律法颁布之际,犹太人仍是游牧民族,没有复杂的贸易体系;“同为上帝的子民,邻人之间(而非商人和顾客之间)的借贷不啻为抢劫”。[王乐兵:《担保法专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版,第24页。]

犹太人经营高利贷业务是从古罗马消灭犹太国之后才开始的。公元前64年,庞培把犹太置为属国,受叙利亚总督节制。罗马统治给犹太人带来苛重的捐税和各种掠夺,犹人奉为神圣的耶路撒冷神庙[上古时代的神庙也担负着银行的某些职能。比如古希腊的帕提侬神庙以及卫城之上的雅典娜神庙,被雅典人视为“他们的国库”,位于古罗马城市广场的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神庙,这里都是“民众交易包税人公司股份、竞拍政府合同的场所。”[美]威廉戈兹曼著,张亚光、熊金武译:《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中信出版社集团2017年版,第67、74页。]在罗马统治的十年内遭到两次洗劫,引起犹太人于公元前53年、公元6年和公元66年的起义,最后一次起义史称“犹太战争”,对罗马打击最大,这也导致罗马人对犹太人屠城式灭国,此后犹太人就没有了自己的国家。

失去祖国的犹太人此后就只能与钱相依为命,钱就成了犹太人的“祖国”。1844年,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那么,什么是现实的“犹太人的秘密”呢?马克思说得很直接:“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但钱最怕的是什么?最怕没人借,这就使得以货币为生的犹太人的需要与实体生产为生的人的需要产生了对立。也就是说,现实世界越是需要货币,犹太人在他们所在国家的地位就越高。与实体生产者的需要相反,犹太人最需要的是借贷的环境,这就是破产、疫病、灾荒等,最好就是战争,它们都能创造出对金钱的巨量需求。在欧洲的历史中,一旦出现革命或战争,君主们就急需金钱,这时他们就会给予犹太人以比较宽容的待遇。比如,在12世纪末,“借贷业已经成为法国犹太人最重要的职业”[转引自张淑清:《试论中世纪欧洲借贷业中的犹太妇女》,载于潘光、汪舒明、罗爱玲主编:《犹太人在美国一个成功族群的发展和影响》,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291~292页。]。而且,由于犹太人的借贷业对整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借贷业在各国获得了法律的认可,1190年法国的特许状承认了犹太人放贷业的合法性即是一个证明。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III,1415~1493年)遇到财政困境,他便“宣布对犹太人的保护,给他们发了许多赦免书,从而减轻了因对犹太人采取的特别经济措施而给人民带来的负担。”[[黎巴嫩]萨比尔塔伊迈著,张文建、王复译:《犹太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0页。]在欧洲其他的国家中,犹太人也是最重要的放贷者,犹太放贷者因此成为许多国家中的特殊阶层。1796年拿破仑为了获得犹太人对其欧洲政策的财政支持,法国政府在1808年11月15日颁布的宪法第十条和第十五条就规定:

2.非我国国民但居住在我国国内的犹太人,享有其他外国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3.废除一切仅加给犹太人的捐税。[[黎巴嫩]萨比尔塔伊迈著,张文建、王复译:《犹太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1~122页。]

“这样,在法国、荷兰和德国的一些州,犹太人与及其人民之间的社会差别逐渐消失。”[[黎巴嫩]萨比尔塔伊迈著,张文建、王复译:《犹太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1~122页。]但是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许多犹太人就放高利贷,马克思说:“由此产生了民众对高利贷的憎恶,这种憎恶在古代世界达到了极点。”[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5页。]对高利贷的憎恶导致欧洲人对犹太人的偏见也由此产生。莎士比亚写的《威尼斯商人》[《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喜剧中最出名的一部,1600年出版。说的是威尼斯贵族巴萨尼奥为了追求富家嗣女鲍西娅,需要远赴贝尔蒙特,可是他因家道中落而囊中羞涩,不得不由好友安东尼奥立据作保向犹太富商夏洛克借了三千块钱的高利贷。安东尼奥曾经指责夏洛克发放高利贷,后者怀恨在心,借机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假如三个月内债款不能还清,担保人就得从自己的身上割出一磅肉来抵债。巴萨尼奥如愿到了贝尔蒙特,并且得了鲍西娅的芳心,但是不久便传来了坏消息:安东尼奥突然破产,无力如期偿还债务。夏洛克把他告上了法庭,坚持要求按照契约割肉还债。鲍西娅乔装成一位青年博士而出任法官。她请求夏洛克发一下慈悲,但调停无望。鲍西娅便承认割肉条款的合法性,可是同时又指出条约上没有写明允许流血,夏洛克可以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一磅肉,但是必须确保不流一滴血,否则将遭到严惩。夏洛克搬起石头砸了自已的脚:夏洛克负罪被没收其全部财产。]则是这种偏见的文学反映。英国学者丹哈德卡斯耳在1843年出版的《银行和银行家》一书中写道:

犹太人,伦巴第人,高利贷者,吸血者,是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我国原始的金融业者。他们这种人简直可以说是不顾廉耻后来,伦敦的金匠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整个说来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一伙很坏的人,他们是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是铁石心肠的吸血鬼。[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1页。]

这种偏见导致欧洲从古代起直至20世纪40年代发生一波又一波的针对犹太人的有系统的大迫害。欧洲一些人试图用种族灭绝的方式来解决所谓犹太“奸商”问题,[值得说明的是,与资产阶级不同,马克思指出了犹太人从中解脱出来的道路就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说:“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而尽力消除它,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事实上这反而强化了犹太人对未来历史特别是对美国历史的影响力。

与其他民族一样,犹太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幸的是,罗马对犹太的灭国政策让这个民族失去了祖国,他们不得只有将金钱当作了自己的“祖国”并被迫选择了一种与实物生产的民族不同的价值趋向:没有祖国就把钱搂得特别紧,就得把钱当生命。其他民族有土地、有国家,可以从事物质生产。犹人没有土地,只能从事被亚里士多德认为的“最不合乎自然”[“所谓利息正是钱币所生的钱币。我们可以由此认识到,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钱贷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2页。]的钱生钱的事业。在外汇市场中,货币对国家是没有感情的[法国谚语:“没有一块土地没有地主”,“货币没有主人”。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68页。],就这样,在现实中,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便与可以随意游移于多国间的货币有了生死相托般的依赖,我们在后面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与钱的命运捆绑在犹太民族的品质中打下了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印记。马克思说:“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67页。],“富裕地主因高利贷而遭到破产,小生产者被敲骨吸髓,这二者造成了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和集中”[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2页。]。

凡事都有两面性:高利贷既然出现在人类历史,它就一定有它的积极性即黒格尔说的“合乎理性”的方面。高利贷的破坏作用在历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及此相伴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进程中,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乃至革命的作用。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马克思看到这一点,他写道:

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的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的。[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5页。]

但是,这个过程会在多大的程度上象在现代欧洲那样使旧的生产方式废除,并且是否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它,这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2页。]

13世纪至19世纪,犹太人及其商业活动在推进欧洲资本主义过程中成了一支“举足轻重、令人生畏”的积极力量。黎巴嫩历史学者萨比尔塔伊迈(SabirTaimai)在《犹太通史》一书中写道:

自13世纪到19世纪初,所有商业城市里的犹太人都参与了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发展,随后又参与了企业管理、开银行和控制资本的各项活动。

由于犹太人散布在欧洲的商业城市里,因此,离商业发展的场地很近。在封建基督社会里,尽管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为封建王公们服过务,但却难于从事大规模的渗透和控制活动。在依赖封建基督教而维系的犹太实体的废墟上开始发展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阶段到来时,继承了理财本领从事经纪人、借贷和投机倒把的犹太人,看到跃上这一时代的领导地位的时机已经到来。刚刚进入19世纪,犹太人就具有了即便在控制工业资本发展运动时都不曾具有的意识。到19世纪末,他们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令人生畏的力量。

19世纪给犹太人创造了从事上述活动的许多机会。当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断发展壮大时,在城市居民的各个阶层中,在旧有的封建时期的主宰们中间,出现了掌握着领导和控制权的新的经济力量。犹太人不愿意放弃领导这一重要的历史潮流的机会。于是,他们在各个商业城市中心,显示出他们特殊的能力。到19世纪初,开始出现新的聚集的犹太社团,几乎成了这个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先锋和主宰。[[黎巴嫩]萨比尔塔伊迈著,张文建、王复译:《犹太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3~124页。]

但是,当欧洲“封建基督教”大本营罗马天主教皇的权力在新教(对应地也可称“资本主义基督教”)改革中被削弱、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后,资产阶级的商业本性已不再局限于犹太族群;换言之,犹太人的商业本性已扩展为早期资产阶级的普遍品性。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是资本自由的尺度。新教中的清教徒坚持绝对自由这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是“合乎理性”,而新教的另一部分即欧洲皇室则要求相对自由,即资本必须受国家节制。[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英格兰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希望加强王权、削弱教会,摆脱教宗的控制。1533年,国王亨利八世禁止英格兰教会向教廷缴纳岁贡。次年,促使国会通过《至尊法案》,规定英格兰教会以国王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元首,并将英格兰教会立为国教。英国国教即称安立甘宗(英语:Anglicanism)。当时有一位神职人员在诗中对英国国王的定义近乎中国的“天子”:“国王教由上帝来任命,那些敢于违抗,或是触犯耶和华的受膏者的人,则被打入地狱。”[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涂怡超、罗怡清译:《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65页。]最终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以宗教(清教)的名义与欧洲曾和封建皇室贵族妥协的资产阶级(比如英国女皇、拿破仑皇帝等,他们是贵族化的资产阶级)决裂并在信仰理念上向犹太教的经典《旧约》的“归皈”。

对欧洲这场发生在新教内部的冲突不能简单地用“旧的封建势力”或“新生的资本主义力量”来评价。欧洲大陆国家驱赶清教的政策是汲取欧洲近千年的政教二元冲突无谓消耗人物资源的教训,在打败天主教后他们再不能允许将来资本强大后出来再与国家冲突这显然是合理的选择。从清教徒方面看,他们代表新兴资产阶级,他们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在他们蕴藏的巨大的生产力能量[18世纪“大部分的伦敦商业利益由清教徒主导,羊毛业更是如此英国北部主要的煤矿开发商和纺织品生产商大多是宗教异见者;大多数正处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也是如此。18世纪伯明翰建造了22座教堂,只有5座归属英国国教。”[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涂怡超、罗怡清译:《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页。]尚未释放之前,他们也是不能接受欧洲国家尤其是皇室国家的控制的这也是合理的选择。

清教徒坚决反对世俗国家控制资本的信念与长期没有了祖国的犹太人一拍即合。双方的合作首先是理念的接近。清教徒在《新约》中找不到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便从犹太教经典《旧约》中寻找思想资源。比如清教徒主张的“上帝选民”的思想就是从犹太教中衍生而来,[犹太人相信他们是上帝选民。根据《圣经》的说法上帝与犹太人之间这种特殊关系的传说源自亚伯拉罕。上帝要求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人离开美索不达米亚的家乡,来到迦南。为了回报亚伯拉罕的忠诚和顺从,上帝承诺他将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祖先,而且他的子孙将继承迦南的土地。上帝与亚伯拉罕之间的约定就是著名的“圣约”。[英]西蒙亚当斯、威尔福勒等著:《世界历史百科》,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而这个打破等级制的思想却为刚刚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欧洲资产阶级皇室,尤其是英国皇室所不容。双方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英国皇室大规模驱赶清教徒以及被驱赶的清教徒与犹太教徒为抵抗欧洲皇室完成了历史性的大结盟,这种结盟是建立在理念融合之上的,因而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二者融合的结果就是美利坚精神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北美大陆的诞生。

关于此方面的研究,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拉塞尔柯克(RussellKirk)有较大的贡献。作者“上下纵横三千多年,将美国秩序的根基牢牢锚定在《旧约》中的先知时代。”[[美]拉塞尔柯克著,张大军译:《美国秩序的根基译者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页。]柯克在1974年出版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单列《旧约与新美国》一节,他写道:

正如希伯来人所了解的,有种超越时间的道德秩序。西奈山秩序通过其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形式依然在给美国注入活力。

在殖民地时代的美国,任何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都熟知一本书:《圣经》。旧约和新约同样重要,因为美国殖民地在建立时恰逢对希伯来文化的学术研究重新火热起来,而且早期美国基督教信仰的加尔文主义特征强调以色列的遗产。

马吉安派(Marcionism)[约在公元2世纪中叶,从土耳其移居罗马的马吉安认为基督徒认可的只能是新约,旧约没有权威性,应剔出正典。他反对福音中有犹太信仰。犹太人的雅威不是上帝,只是工匠神,犹太神只会使人类蒙受苦难,直到基督来临。]是基督徒试图从犹太人教义中排除出去的异端,在早期的美国没有追随者。在美国革命前,只有少数犹太人在殖民地定居,而且直到19世纪最后儿十年人数才增多。不过,以色列的遗产在美国的影响力大于在欧洲的影响力。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不仅以十诫和《利未记》与《申命记》来建构他们共同体的秩序,而且一直将他们自己比作以色列和犹大的百姓。清教徒们认为自己在上帝的指引下正再次经历希伯来人的磨难和成就。

尼尔・里摩尔(NealRiemer)评论道,“因为旧约的核心主题便是从奴役和压迫中得自由”,以色列和犹大的遗产滋养了美国的自由。

不过,虽然如此,如果不诉诸于律法和先知,美国的政治理论和体制以及美国的道德秩序便不可能获得很好的理解、维系或更新。“我们信仰上帝”这一美国信念重新确认了与诺亚、亚伯拉罕、摩西以及预言中最后日子里的以色列之子们所立的圣约。地上的耶路撒冷从来都不是座雄伟的城市:今天,生活在纽约市的犹太人远远多于在所罗门最光辉灿烂的日子里生活于巴勒斯坦所有地区的居民。不过,比起清教徒们创建的波士顿、荷兰人创建的纽约或因杰斐逊主义者和汉密尔顿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妥协而诞生的华盛顿,永恒的耶路撒冷这座灵性之城对美国秩序的影响更大。当地上之城灰飞烟灭时,信心和盼望却会永存:这实际上是以色列在上帝主权之下的经历的主要教训。[[美]拉塞尔柯克著,张大军译:《美国秩序的根基》,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46、47页。]

犹太人对金钱的归属感是由于没有祖国。马克思在《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恩格斯:《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是由于资本尤其是高利贷资本没有祖国。[“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美]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1900~1989)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确切地说,比较高利贷资本而言,工业资本对祖国还是有些归属感的,因为工业资本不能自己生产和消费自己,它需要通过社会消费它生产的商品才能增值。而生产商品就需要工业矿产和劳动力,这些都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工业资本(马克思有时称“产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间,只有高利贷资本对祖国的依存感最低。美国独立战争时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Henry,1736~1799年)那篇《不自由,勿宁死》[[美]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7页。]的著名讲演之所以当时那么鼓舞人心,就是他道出了来到北美的“上帝选民”视资本高于国家的心声而这正是与他们原来的祖国英国的价值观相对立的地方,当时的英国已接受黎塞留(ArmandRichelieu)[黎塞留(1585~1642年),法国政治家、外交家,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天主教的枢机,在法国政务决策中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对内恢复和强化专制王权,对外谋求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为路易十四时代的兴盛打下了基础。]式的国家至上的理念,将宗教乃至资本都归属于国家利益。与中国经历了两百多年战国时代折磨后人民选择了秦王嬴政的道理一样,欧洲选择黎塞留的国家至上的理念与之相应的是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是在欧洲经历数百年并最终解决了政教二元冲突后血写的经验。

当年其信念与犹太教义非常接近的清教徒(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选民”则是工业资本)与犹太教徒(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选民”则是金融乃至高利贷资本)天然结盟后来到北美大陆,他们在倒掉英国国教这盆“洗澡水”时,因用力过猛却把洗澡盆里的“孩子”(指国家观念-笔者注)也倒了出去,以至于当美国在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联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欧洲霸权后,便在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执政时期出现分裂,石油美元取代军工美元,至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金融资本大规模扩张且反客为主,民生工业资本(与军工资本相对笔者注)受到重创,进入21世纪后,美国整体性地转变为高利贷帝国主义。

“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页。]美国学者拉塞尔柯克(RussellKirk)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单列“旧约与新美国”一节,柯克这里说的“新美国”,是指清教教义与犹太教义融合后形成的与欧洲资产阶级新教不同的美国。这个美国因清教教义与犹太教义融合而强大:在它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8页。];同样当其他神退位后,在两教教义中埋得很深的矛盾即货币与商品从而高利贷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矛盾[马克思说:“货币对不动的,不可分割的财产起瓦解作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逐渐升级并最终又以工业资本屈服,高利贷资本的权仗肆虐美国并最终毁掉美国而告终。

马克思说:“货币对不动的、不可分割的财产起瓦解作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只要世界陷入货币依赖,货币的持有人就成为世界的主人,世界上用的货币量越大,这些人的权力就越大,地位就越高。可以说,是罗马人用灭族灭国的暴行将一个本不愿靠与货币为伍的犹太民族[根据《旧约》的记载,上帝通过摩西将禁止借贷的律法给了以色列人,禁令最早出现在摩西的第二部书《出埃及记》中,“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地向他取利”《旧约出埃及记二十二章》,转引自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71页。]在后来的历史中被逼成了有名的“高利贷民族”[张力升:《重回耶路撒冷:犹太人的三千年》,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又是货币将犹太人送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因此,不研究货币,就读不懂犹太人,而读不懂犹太人,就读不懂美国。

确切地说,犹太人以民族的身份与高利贷活动发生联系只是从12世纪末开始的,此后各国对四处流亡的犹太人的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多地加以限制。比如有许多国家就规定“犹太人作为外民,不能拥有土地犹太人又被排斥在行会之外,各种手工业经营被有效地阻止。因此,犹太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极少。而犹太人作为一个主要定居在城市的民族,从事商业的比较多;加上早期基督教禁止其教徒放贷取息于是,犹太人充当放贷者的就相对较多”[石竞琳:《美国历史上反犹主义的宗教文化根源》,载于潘光、汪舒明、罗爱玲主编:《犹太人在美国一个成功族群的发展和影响》,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这样就在欧洲普遍产生了对犹太的人偏见。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放贷人“夏洛克”的形象就是这种偏见的文学表现。在这里,“犹太人”几乎被丑化为“贪婪者”的同义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认犹太民族为人类的历史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于其中少数人在后来的历史上参与帝国主义寡头垄断集团瓜分世界的活动,并成为世界历史的反动力量,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那只是犹太民族中的上层剥削阶级的行为,这笔账不能算在整个犹太民族的劳苦大众身上。

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美元紧缺的经历相似,15世纪至18世纪,欧洲自由贸易广泛开展,一时间金银货币紧缺,这刺激了欧洲盛行“重商主义”经济理论,重商主义将金银货币存量的增长当作财富增长的标志[18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彼得罗维里(1728~1797年)认为:“尽量增加每一种商品的卖买者的人数,尽量减少买者的人数,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措施的枢纽。”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4页注释94。]。重商主义提出和金银货币短缺的现实提升了手持大量货币并具有娴熟货币经营能力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犹太人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一边,帮助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打败了天主教,消除了欧洲“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管子轻重甲篇》,黎翔凤:《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25页。]的政教二元冲突的历史难题。当然在这个历史性的资产阶级大借款的过程中,犹太货币商们也名利双收,赚得盆满钵满。

罗马天主教会在与欧洲世俗政权的权力斗争中败北并随后隐退,是欧洲资产阶级对历史进步的一大贡献,也无疑地为欧洲资产阶级伴随着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扫清了道路。[“欧洲因政教二元矛盾导致的地缘政治破碎化也使欧洲因祸得福,这就是欧洲城市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前身)和市民阶级(资产阶级的前身)比东方中国以更快的速度登上历史舞台。”张文木著:《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但是,当欧洲民族国家走到前台之后,那里的资产阶级与这些曾经支持过他们的犹太货币商们的矛盾也就随之上升,后者要在新国家中有自己的统治权力。1805年,拿破仑政变成功这当然少不了这些货币商的帮助,次年他便邀请法国知名犹太人召开会议,拿破仑借用古代犹太法庭的称呼将这次会议命名为“伟大的公会”[[美]林赛波特著,韦民、王春燕译,《光明会:阴谋论的前世今生》,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目的就是要确保这些曾在推翻旧政权的大革命中帮助过他的犹太商人对法国新政权的忠诚。[1806年5月30日,拿破仑在陈述创办犹太法庭的动机时说:“有些犹太人不干别的,专放高利贷。他们通过不断积累高额利息,让无数农场主深陷困境”,“我们决定召开一次上层犹太人士的会议。让他们去收集意愿,看看犹太人觉得哪些办法最为行之有效,能够呼吁同胞选择有益社会的职业和本领,好让他们放弃这种卑鄙的谋生手段,从事正经行当。他们中很多家庭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以放高利贷为生的”。[法]拿破仑波拿巴著,[法]夏尔拿破仑编,吕长吟译:《拿破仑随想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25页。][法]拿破仑波拿巴著,[法]夏尔拿破仑编,吕长吟译:《拿破仑随想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25页。]俄国在打败拿破仑后随即“卸磨杀驴”,加入排犹行列排犹在欧洲一直延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目的与拿破仑一样,就是遏止这些货币商的政治欲望。

这些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作出巨大贡献的犹太货币商们的“从政”欲最先在英国遭到了清算。英国王权要将宗教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I)期间,英国完成了脱离罗马教廷的新教改革,确立了教廷必须服务于英王即国家的宗教属性。但这遭到新教中失意的清教徒(实则是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的反对,后者只承认《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强调所有信徒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

事实上,同一“上帝”在清教徒眼里与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的认识是有区别的,前者的“上帝”就是新兴的工商资本主义正如犹太人的上帝就是手中的货币一样,后者则是欧洲王朝国家。清教徒们不甘心在资本的起步阶段就受制于国家,相反,他们要让世俗王权为资本让位,国家要根据“上帝选民”[在17世纪初的英国,最早源起于加尔文的清教徒们发起宗教改革运动,试图在基督教内部进行“纯洁”工作。自称为“上帝的选民”的新教各教派自认为“出污泥而不染”,竭力通过自己在尘世的行为来证明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在虔诚的清教徒身上,这一点表现得尤为强烈。清教徒们本想在英国推进宗教改革,实现梦寐以求的神圣理想。但是由于他们的主张反映的是新兴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很难为守旧的以王权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所容忍。]的原则,以资本的多少来确定国家的统治者[“美洲企业家依然挑战了金融的极限,特别是在土地投资方面。当全球都在从股票融资业务撒出时,美国是少数几个例外的国家之一”,“土地投机将众多美国革命领袖串联在了一起。俄亥俄公司(OhioCompany)由一批包括乔治华盛顿的父亲和他的两位兄弟在内的弗吉尼亚富人成立。它在1748年经过皇室的特许,分配到了俄亥俄山谷20万英亩的土地”,“乔治华盛顿是早期美洲土地公司中最为活跃的参与者之一。据历史学家芭芭拉拉斯马森(BarbaraRasmussen)称,他的财产包括在沃波尔基金(WalpoleGrant)、密西西比公司、冒险家军事公司(MilitaryCompanyofAdventurers)和迪斯默尔沼泽公司(DismalSwampCompany)的共计逾62000余亩土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和富兰克林家族都热衷于支持独立了。独立的美洲殖民地将使西部土地开发、抵押贷款发行和合意的货币政策成为可能。通过法人公司与抵押贷款及土地投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金融,成为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重要推动力。”[美]威廉戈兹曼(WilliamN.Goetzmann)著,张亚光、熊金武译:《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00、301~302页。]。一句话,资本面前无国家。马克思说:

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的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8页。]

马克思这段论述也道出了犹太教从而清教的本质,即在资本面前,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神都要退位”[黑格尔说:“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259页。]。

也正因此,清教徒为英国王室所不容并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遭到英王室的驱逐,其中大多数人迁往北美。[“在其发表《独立宣言》时,美国人中有80%是清教徒,天主教徒占总人口的0.8%,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绝对多数,而犹太教徒仅占总人口的0.1%。”潘光、汪舒明、罗爱玲主编:《犹太人在美国一个成功族群的发展和影响》,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清教徒为了在新世界建立一个净化的联邦而离开英格兰,认为有必要比他们在腐败倒退的英格兰可以完成的目标更进一步。”[[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涂怡超、罗怡清译:《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12页。]这些人来到北美的同时也就确立了今天的美国的立国精神即“五月花号”[1620年7月,102名英国清教徒满怀希望的登上“五月花”号邮船,离开南安普敦港,驶向梦想之地新大陆。历经风浪、饥饿、疾病等磨难,5个月后,疲惫不堪的旅客们在普利茅斯登陆,踏上了充满希望,但又荒凉野蛮的新大陆。途中,他们在船长,清教改革家威廉布雷福德的主持下,订立了被认为是美国民主基石的《五月花号公约》,宣誓以上帝的名义在新大陆进行清教改革试验,“宏扬上帝的荣耀,推进基督的信仰,同舟共济,以契约的形式组成政府并且要随时制订,拟定和设计那种公认最为适合殖民地全体人民利益的公平法律条例法令法规、以及设立治理机构以求自我完善,把北美大陆建成新的耶路撒冷。”王帅等编著:《驴象之争20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原则,这个原则的核心是契约精神[“这种有契约关系的理念很早就进入了美国历史。清教徒带着这种理念搭乘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它是加尔文神学里的重要的启发性的理念之一,在17世纪深刻地影响了英美人的思想。”“信奉宗教或世俗的美国人都普遍认为契约里面就包括了这些立国文献及其原则。”[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涂怡超、罗怡清译:《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11、414页。]。历史上对契约精神贡献最大的是没有国家的犹太人,契约是平权的人之间的一种私法约定,它是社会团体组建和管理的基础,其间排除了纵向的国家权力及其管理体系。由于没有国家,社团就成了犹太人所依赖的命运共同体。犹太人靠社团在世界各国生存,[从12世纪开始,英国各主要城镇开始出现较为固定的犹太人聚居地,中世纪英国的犹太社团已初具规模。杨鹏飞、李家莉主编:《欧亚文明研究:历史与交流》,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也靠社团向世界扩张。[“以色列经济发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在大规模犹太,移民基础上形成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社团经济。”杨光主编:《中东的小龙: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可以说,社团及其必须的契约精神是犹太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这也是犹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得以“合乎理性”地长期存在的前提。[“契约的基石就是上帝的拣选,在旧有的观念中是指选择。上帝作为强势的一方,是不可以被迫去和人类达成协议的;他选择和谁立约,并由他决定所有条件。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是因为上帝因特殊关系而选择这些被拣选者。”[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涂怡超、罗怡清译:《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12页。]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汲取的犹太社团及其契约文明并将其改造为未来国家消亡后人类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在宣言中说: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页。]

但是,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本质不同的是,犹太人带给美国的契约社团是私有制度下没有祖国的人群的在其他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联合方式。在这里,人的横向契约打破了国家的垂直权力,取而代之的是确立了资本的垂直权力。这样,人对物(资本)的管理就假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变成了物对人的管理,人的尺度异化为物的尺度。为了防止在未来的新国家中重演在欧洲刚刚经历过的“卸磨杀驴”[意指欧洲皇室利用新兴的资产阶级打败天主教后随后又要控制资本的后果。]的恶梦,刚登陆美国的清教先驱及后来美国的开国领袖们心目中的新国家必须是由遵守契约的商人绝对控制并为资本服务的工具,[“美国和至高权力的是契约式的。”[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涂怡超、罗怡清译:《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页。]这样的共识形成了“五月花号公约”的本质。[“从在新英格兰落脚定居开始,美国人就是通过契约神学来解读历史的美国人不仅用旧约历史的契约模式来解读自身,还把立国文献转化成公民宗教经文。”[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涂怡超、罗怡清译:《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414页。]

“五月花号公约”精神使从犹太教分离出来的基督教在美国以清教的名义再次向犹太教“还原”[1630年3月29日,英国国王下令将1500名离经叛道的清教徒以押解的方式强行迁居北美。他们在领袖约翰温斯罗普的带领下,建立了马萨诸塞殖民地,严格按照清教戒律管理。他在布道时,自豪地宣称将建立照亮世界的“山巅之城”。王帅等编著:《驴象之争20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这使得建国以后的美国人在清教精神中不自觉地成了犹太化了的美国人;这时的犹太人也脱离了他们在欧洲大陆的社团闭合的特性,也转变为美国化了的犹太人。马克思概括得很深刻,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写道: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基督徒起初是理论化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是实际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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